无人机喷药致虾死亡争议，法院判了

无人机低空掠过喷洒农药，本是现代农业提质增效的生动图景，可药雾随风漂移，却给农田隔壁小龙虾养殖户带来一场“飞来横祸”。近日，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南京中院）对这起环境污染责任纠纷作出终审判决，驳回农场上诉，维持原判。

原来，江苏省宿迁市泗阳县养殖户张某承包土地进行龙虾养殖。张某养殖塘口位于某农场种植田块南侧，间隔数十米。某日，陈某乙操作无人机，为农场农田喷洒含有除虫剂的农药。次日，张某发现龙虾出现异常死亡并向泗阳县某局举报，位于张某塘口东侧、某农场田块南侧的案外人赵某塘口龙虾也出现死亡。泗阳县某局至现场一并进行了勘验检查，执法人员现场勘验情况如下：“张某所养的两个塘口面积15亩，出现龙虾死亡，赵某塘口23亩出现龙虾死亡，执法人员进行了取证。”

好好的虾塘出了事儿，损失摆在眼前，可责任认定却陷入巨大争议。张某一纸诉状，将某农场、陈某甲、陈某乙一并告上法庭。一审法院判令某农场、陈某甲、陈某乙赔偿张某龙虾损失2.7万元。农场不服，向南京中院提起上诉，一口气抛出多项核心质疑，也正是本案最受关注的争议焦点。

争议一：

药雾能否飘到虾塘，因果关系谁来证明？

农场一方的抗辩理由是：当天风力微弱，两块田地间有杂草、树木相隔，无人机喷洒的农药不可能漂移至虾塘；龙虾死亡或许是养殖管理不当、病害等自身原因造成，不能直接归责于喷药。农场还提出，一审法院错误分配举证责任，本案张某未完成初步举证。

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生态环境侵权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环境污染责任纠纷案件、生态破坏责任纠纷案件的原告应当就以下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一）被告实施了污染环境或者破坏生态的行为；（二）原告人身、财产受到损害或者有遭受损害的危险。”第五条规定：“原告起诉请求被告承担环境污染责任的，应当提供被告行为与损害之间具有关联性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当事人提交的证据，结合污染环境的行为方式、污染物的性质、环境介质的类型、生态因素的特征、时间顺序、空间距离等因素，综合判断被告行为与损害之间的关联性是否成立。”

法官审理认为，本案中，张某龙虾塘与某农场田块相邻，间隔数十米，张某在农场喷洒含有除虫剂成分农药后次日发现龙虾异常死亡，侵权行为与损害后果发生的时间和空间上均具有高度盖然性。且次日经泗阳县某局现场勘验确认，张某塘口与相邻且同侧的案外人塘口龙虾均死亡。故张某已完成初步举证责任，证明其龙虾塘内龙虾死亡与陈某乙喷洒农药行为之间具有关联性。

在此基础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生态环境侵权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条规定：“被告应当就其行为与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被告主张不承担责任或者减轻责任的，应当就法律规定的不承担责任或者减轻责任的情形承担举证责任。”

本案中，某农场、陈某甲、陈某乙虽辩称两田块距离过远，喷洒的农药不会漂移至张某龙虾塘，且喷洒的农药不会对龙虾造成影响。但双方田块间隔仅数十米，某农场在张某田块旁喷洒含有除虫剂的农药次日龙虾即死亡，某农场未举证证明存在无人机喷洒农药以外的因素致损，故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

争议二：

死虾损失无法精准核实，

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谁来承担？　

这是本案第二个激烈的交锋点。

农场一方上诉称，张某主张农场赔偿龙虾死亡损失，但未提交任何有效证据证明其损失情况。张某在龙虾出现异常后，未及时采取证据保全措施，未委托专业机构对死亡龙虾数量、损失金额进行鉴定，导致其所谓“损失”无法核实，该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应自行承担。而一审中，某学院出具的函复意见，系基于张某单方陈述，未经过现场勘验、抽样检测，亦未核实张某陈述的真实性，该函件不具有客观性、科学性，不能作为认定损失的参考依据。

在水产养殖污染案件里，污染物致虾死亡后，尸体极易腐烂灭失，养殖户很难第一时间完成完整的损失鉴定，这是农村养殖纠纷里普遍的现实困境。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八十四条规定：“侵害他人财产的，财产损失按照损失发生时的市场价格或者其他合理方式计算。”

二审法院审理认为，在生态环境侵权案件中，因证据灭失、生物损害难以固定等客观原因导致损失数额无法精确计算的，人民法院可以结合在案证据，参考专业机构意见予以合理酌定。

本案中，张某虽未提交投苗、饲料采购等完整成本凭证，但结合现场照片、泗阳县某局现场勘验笔录等证据，足以认定龙虾死亡的损害事实客观存在。某学院作为农业专业技术机构，其出具的收益测算意见，系基于当地同期同类养殖模式的普遍生产水平，具有相应的参考价值。一审法院综合案涉养殖面积、养殖模式、龙虾销售时间、农药影响范围等客观事实，参考专业机构测算标准，酌定损失数额为2.7万元，属裁量权的合理行使范围，无明显不当。某农场主张一审酌定损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法院不予支持。

争议三：

陈某乙是雇工还是合伙人，

责任主体如何认定？　

各方对陈某乙的身份也是各执一词。

农场主张，陈某乙只是受雇干活，喷药属于职务行为，不该由他共同担责。

二审法院认为，合伙关系的核心是共同经营、共享收益、共担风险。本案中，陈某乙实际负责田间日常经营管理，按经营利润的30%获取收益提成，且后续参与案涉土地承租权的变更承接，其参与经营的深度与收益分配方式，显然超出单纯提供劳务的雇佣关系范畴，符合合伙的法律特征。一审据此认定陈某乙与某农场构成合伙关系，并判令其对合伙经营过程中产生的侵权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关于合伙的相关规定。而陈某甲系某农场登记经营者王某的配偶，实际参与经营管控，一审认定其为共同责任主体，亦无不当。

某农场主张陈某乙与某农场之间系雇佣关系的上诉理由，与查明的事实不符，法院不予采纳。

如今无人机喷药广泛普及，省时省力。但在农村，农田、鱼塘、虾塘交错分布，药雾漂移风险不可忽视。南京中院终审落槌，本案给广大农业经营者敲响警钟：在进行“空中作业”时，既要守好田埂，更要守住环境责任。

转载声明

来源 | 中国环境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