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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至民国时期云南渔业与渔文化

发表时间:2024/02/04 19:46:01  作者:王洪  浏览次数:2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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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渔文化源远流长,经历史演进,根据各地域特点、渔业生产方式、价值功能、文化形态等可划分多种形态。如食鱼、贴鱼尾于墙上,寓意年年有余(鱼),以朴素的情感,表达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期盼。我国许多民族皆有自己独特的渔文化,人与自然在依存、改造与适应中探索出诸多生活智慧与文化。云南江河湖溪流较多,有发展渔业的基础条件,各民族于自然拼搏中,衍生渔文化体系。

1 云南渔文化

渔文化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分支,是在渔业实践中创造出的物质与非物质文化的统一。我国渔文化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按渔业生产方式、价值功能、文化形态、开发程度与产业划分等,可分为多种类型。渔文化是各民族与水域之间长期生产实践中,所创造的人与渔业资源、人与人之间的各种物质与非物质形态成果的总和。渔船、网、叉、罩子、钓竿等渔业工具,是浅层的物质性渔文化。饮食、诗歌(渔歌)、民间习俗与故事、画作、信仰、制度等反映人民的美学、精神及人民的生产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念,亦为对自然、宇宙的认识与实践,属于深层次的非物质性渔文化,两者共同构建完整的渔文化体系。云南渔文化历史悠久,内容丰富,呈现多层次、多方位的特点,既具生活化、市民化,也具高雅化、艺术美学化。渔文化不仅满足人民饮食等生活之需,亦在休闲娱乐、审美与艺术方面,契合人民的精神追求。渔户与渔村、渔业、饮食文化、休闲文化、器物文化、艺术文化等,皆是云南渔文化的特征。

2 物质性渔文化

物质文化是指人类在与自然界斗争的过程中所采用的一切物质手段,以及所获得的一切物质成果[1]。具体于此便是渔户所使用之渔业工具,如渔船、网、叉、钩、鱼鹰、鸬鹚及渔户所用的设施、建筑等。主要有渔村文化、渔具文化及渔业景观文化,三类文化共同勾勒出一副生产生活之真切写生图。

2.1 渔村文化

物质是渔文化的载体,渔村是承载、完整展现渔文化的主要场所。《昆明市志》载:“昆池为产鱼最盛之区,滨居人民又十九(应为十分之九之意)以渔为业,故市内需要之大部分皆取其间,所产鱼类有鲫、鲤、鲢白黑马鱼等。”[2]其中亦记载翠湖放生池鱼的种类形色各异,博物馆导水成池而畜鱼,皆有欣赏之用。《新平县志》载:“新邑地近山河鲜湖泽储蓄之利,渔业向不发达,戞洒磨沙两处‘住民’沿江而居,取鱼之船行驶猪檀,往来轻便。”[3]昆池产鱼区,人们多业于渔;新平县有水域之利,却是渔业不达,戞洒磨沙两处居民沿江而住,却也擅于捕鱼。新平县记载前后说法的情况,应为无专营渔业者,却有因乐趣、休闲与贴补家用等因素而捕鱼。巧家县田渔事业为一项副业,全县约有一百户,以九、十两区为较多[4]。如此类多处之渔业活动,皆是承载渔文化的场所,渔业活动、经济活动共同构建渔村文化景观。

2.2 器物文化

渔具的发明与使用,是人们在长期与水域的斗争与生产实践中磨砺而出,是为延续生存及促进自身发展的物质性财富。捕鱼器具丰富,简便易操作,实用性强。《新平县志》载:“戞洒磨沙两处‘住民’沿江而居,取鱼之船行驶猪檀,往来轻便,鱼具有撒网、笆笼、钓竿、撮箕等。”[3]《宣威县志稿》载:“垂钓、持叉而打或抛鱼雷以炸之者,有渔船有钓叟。”[5]《昆明县志》载:“其所用器具网罩等。”[6]《泸水志》记:“渔船与渔具用针、勾、钩或跌床、吸桶等。”[7]《邓川州志》记:“渔之为事有钓网筌之类,又江赋栫淀为涔夹潀罗筌皆渔具。”[8]根据这些方志所载资料,渔具有渔船、网、钓竿、笆笼、撮箕、钩叉等,类型之多,方式之妙,每一个渔具的出现,皆代表着生产的进步与社会在实践中不断进步。在与自然的斗争与实践中,创造出改造自然的工具,并将其应用于发展自身的生产中,代表着改造自然与适应自然的能力进一步增强。这些器物亦成为时代的代表性物件,记录了人们在开拓自然、扩展生活空间的功绩,也是深入研究当地人们与自然相生相成的物质财富,成为研究地方文明与文化演变的代表。

在利用无生命的工具外,尚有渔户驯化生物而为己所用。《富州县志》记:“间有用网摸捉者,有用鱼钩者亦偶一为之,恒于小沟小溪之间,不习为业;至于钓鱼地方则有小河一道,业渔者颇多,或用鸬鹚鸟或用大钓钩或用大网不一而足。”[9]富州县没有专营渔业者,皆于农隙偶之,使用网或鱼钩在小沟小溪捕鱼,而钓鱼的从事者较多,使用驯化的鸬鹚、大钓钩等捕鱼。关于两处说法的差异记录应为:当地没有专营渔业者,但其后的钓鱼、捕鱼等是农隙之间的乐趣、即兴与休闲、放松娱乐使然。展现人们在忙碌之余,寻求“诗和远方”的体验,勾勒出田园之乐的画面,体验生活的美妙。

《邓川州志》记:“捕鱼有鹧鸪、鸬鹚,渔户畜之能致富。”[8]《昆明县志》载:“鸬鹚,一名水老鸭,能合众以擒大鱼,或啄其眼,或啄其翅,或啄其尾,……鱼为所困而并舁一出水,主人取之,可谓智矣。”[6]鸬鹚等的应用,使得人们获取自然能力更进一步。将鸬鹚、鹧鸪等鸟兽作为渔户致富之物,也将鸬鹚捕鱼之画面描绘得栩栩如生,表明鸬鹚是捕鱼能手,靠其可以赚取大额利润。如人工打造之器物及鸬鹚等兽的利用,展现的是人与自然相互适应发展、文明演变及人们发挥主观能动性改造自然与获取自然能力的历史进程表。

2.3 渔业景观

渔业景观,主要是渔户从事渔业事宜的独特生产活动,具有观赏与美学价值,其捕捞的生产活动成为一种物质的文化符号,是人们于实践中对大自然的利用历程,也是其艰辛图存的活动。《宣威县志稿》载:“宣境大川皆在边界两岸高山中,夹巨浸,水流湍急……;其流经腹地之盘龙河在夏秋水涨时,虽常有人于泛滥处笼罩尺鳞收效颇多,彼方人,间有垂钓、持叉而打或抛鱼雷以炸之者,惟西南区之大小江边……有渔船有钓叟,然海水深而波浪阔,得之不易。”[5]这里描述的河流湍急不易下网,便于适宜处施网捕捞,其对方尚有人垂钓、持叉打捞者,亦有于波涛之中的渔船与钓叟。此番场景颇具震撼,不仅体现人们对自然的认识,于实践中采取具体可行有效之法,以获取收益,亦是展现我国传统文化的精粹——命自我求、自强不息与勤劳勇敢。其生产活动为糊口谋衣的生存发展,却也在不断地劳动中衍生出独特的民族气节。

《富州县志》记:“渔业间有用网摸捉者,有用鱼钩者亦偶一为之,恒于小沟小溪之间,不习为业;至于钓鱼地方则有小河一道,业渔者颇多,或用鸬鹚鸟或用大钓钩或用大网不一而足。”[9]业以渔者几乎不存,偶有垂钓者,但在其后某地之从事渔业者颇多,网、钩与鸬鹚多管齐下而捕捞。《邓川州志》记:“然鱼利,惟鱼沟为大,有鲫鲤鳅鳝工鱼,惟工鱼为多,无鳞少骨味鲜美,产洱海中,渔户……开洫通水,曰鱼沟沟中就埂脚织栅,曰鱼坝栅斜开向上就对岸为口,曰坝口,凡鱼性逆水行,河水由沟入海,海鱼衔尾入沟触栅,栅水喷沫,鱼愈跳泼,循栅进既入口。渔者以网作兜坐盛之,白挺跳泼入梭织尽,昼夜所获,莫可思议。”[8]说明了该地之鱼类丰富,工鱼最多且味鲜美。渔户对鱼之习性认识深刻,专门设置系统性的设施以捕鱼,所获之丰使人震惊。如此类渔业生产活动的景观,从认识鱼的习性到器物设置与组织,代表着人们对自然的认识与实践,成为渔文化的物质性代表之一。

3 非物质性渔文化

非物质性文化具有重要历史文化与艺术审美价值,主要依附于人类的代代传承,得以延续留存下来[10]。渔文化中关于非物质性文化的类型较多且含义丰富,如民俗文化、饮食文化、休闲娱乐文化、艺术文化及制度性文化等,共同构成体系化、多样化、生活化及暗示心理化的非物质性渔文化。

3.1 制度性文化

为满足人民自身生存与发展之需而制定一套行之有效的制度与组织,使渔业可持续发展,为人民提供长久之需。它包括社会规范与社会组织等,如《宣威县志稿》载:“建设事件于渔猎,两端均当为谋,推拓而公,安职并有保护森林渔猎之规定,摭拾其事以见官边,禽兽繁殖之地,可注意斯项建设者不少也。”[5]规定有禁猎与禁渔期,使动物可休养生息以繁殖,继而为人们持续提供所需。《邓川州志》等亦记载,从鱼的习性而专门设置设施以应对而所获颇丰,渔户对地形地势、时节等都有较为深刻的认识,对鱼的观察也十分仔细,继而形成经验代代相传。如《永昌府志》载:“时鱼,出澜沧江中,仲春月雷震始出。”[11]以不断实践,运用最适宜的方式,以达更大的收获,体现出民众的社会组织与社会建设能力。

3.2 民俗文化

民俗文化中关于鱼的信仰,认为鱼代表祥瑞,溯源而上应为图腾文化。如今考古发现,远古时期的陶罐等上面有鱼纹及其他形状之鱼。古人以鱼为食物,延续生存,故将鱼视作吉祥之物,经时间积淀而对鱼赋予独特情怀。如《腾越厅志》记载:“元宵看灯有鱼龙诸杂戏,结伴游新桥河,插香于道谓可以祛疾。”[12]《腾越州志》记载:“元夕看灯有鱼龙诸杂戏。”[13]在元宵节看灯会、鱼龙戏,是当地风俗,代表着人们朴素情感与对未来的美好期望。《昆明市志》载:“正月十六(元宵节)三牌坊东边菜市上,出售纸纱所糊鱼、龙等灯。”[2]婚嫁中亦有送鱼等礼节。可见鱼在风俗文化中已占据一定位置,且经多年而流传至今,在人民心中一直留存对鱼的美好信念。

3.3 饮食文化

渔文化的组成因素复杂,但首先是为满足生产生存之需。云南地区江河湖较多,水产较为丰富,方志记载的物产多有鱼类,经上千年的积淀而蕴养的食鱼文化是渔文化的特征之一。《云南府志》记载:“昆明县金线鱼、带鱼(其肠如带),富民县谷花鱼,宜良县江鱼(口方而多脂),呈贡县油鱼,安宁州石鳊鱼,嵩明州黄鱼。”[14]将鱼类划为县之特产,足见其鱼为庖厨餐桌之美食。《昆明县志》记载:“范史称滇有盐池田渔之饶。金线鱼大不逾四寸而中腴,首尾金一缕如线,滇池佳品也;会城之鲤小者不能盈掌且满腹鱼子,此江乡所为见大或重七八斤至十余斤味绝佳;鲫本为鲋滇池多草产……,鲫颇肥美。”[6]《昆明县志》记载滇有田渔之饶,可见云南之渔业资源较为丰富,可利用程度可观,该地之金线鱼、鲤、鲫等皆是肥美之物,味道绝佳,食鱼已成为人们心中认同度很高的食物。《顺宁府志》记:“江鱼,旧志细鳞味美,取之亦甚少。”[15]《浪穹县志略》记:“青铜鱼(一统志)出漾共江中,细鳞长不盈尺,夏日始出;细鳞鱼,西洱河产细鳞鱼,皆鱼族之至美。”[16]《顺宁府志·记江鱼》《浪穹县志略·记青铜鱼、细鳞鱼》两者皆记其鱼而味绝。

方志对鱼的记载较多而细,如《元江志稿·记·细鳞鱼,猪嘴鱼,瓜鱼其味鲜美》[17]《昆明市志·记·黑鱼,乌鱼,元宝鱼,金线鱼》《蒙化县志稿.记.黄膘鱼,鲫鱼》《徵江县乡土资料·记鲭鲤鱇鲫细鳞等》[18]《宜良县志·记金线鱼》[19]《镇越县志·记花鱼,鲢鱼,鲫鱼》[20]等,且对鱼的种类、体质量、产地及其肉鲜美等皆有介绍。如《蒙化县志稿》载:“黄膘鱼产备溪江,俗名缅瓜鱼大者十余斤,肉肥美;鲫,吕子曰,鱼之美者洞庭之鲋,鲋小鱼也即今之鲫鱼,肉厚味美,蒙化阳江所产之鲫鱼较他处尤佳;花鲢肉厚无刺,其味鲜美,多产锦溪河。”[21]元宝鱼所产不多非市面常见,黑鱼及金线鱼生殖较繁,味甚鲜美,人恒称为上品,价较他鱼昂,黑鱼切片炒之,金线鱼和豆豉蒸之更别具异味[2]。此处记载鱼之美味,类型多样,尚对黑鱼的烹饪细节做描述,足以证明食鱼文化之体系已成。《新平县志》饮食记:“日用饮食恒安淡泊,饭食……菽麦,亦兼用之菜食豆韭菘占多数,肉食亦猪鸡鱼为主。”[3]鱼是肉食,其营养物质含量较为丰富,新平县人们将其作为肉类主食之一,更突显出鱼的饮食地位,使食鱼文化的影响力更进一步。《大理县志稿》记载洱海所产:“弓鱼(一统志)明杨慎称其为鱼魁,鲫鱼鲤鱼亦为特产,细鳞鱼(鱼类至美)、花鱼皆鲜美,油鱼八九月产,按烹食此鱼不须用油以白水煮之而油自足故名,鳔鱼秋冬极肥,煎包微黄沃醋调脍,复蒸透味尤鲜美。”[22]大理县之鱼如弓鱼、鲫、花鱼等的烹饪技巧与产期皆被记录成文,弓鱼被明代著名之士称为鱼魁,多姿多彩的烹饪法门将鱼的内在价值充分发挥,增补群众饮食之味觉。文明的继承正由一代代人经验所成就,借助载体而传承千年不朽。食鱼文化便于实践中去旧存新,不断开拓创新,将最好的一面传承后人。

3.4 休闲文化

休闲文化源于古代渔户与渔业的实践中,伴随生产力的进步、资源积累的提升、社会趋于安定与生活水平逐渐提高,更高的精神需求出现,鱼凭借形体之美与水乃生命之源等因素而广受认同。故出现涉鱼之休闲娱乐活动,赏鱼而诞生的多层次、多类型的技艺从生产活动中分离出来,此休闲活动也富于智慧与充满乐趣,也是民众审美及艺术需求的跨越。

《昆明市志》载:“翠湖放生池广约667 m2,所产鱼类甚多,有鲤鱼鲫鱼等,色有红白黑花皆肥硕,有十数斤乃至数十斤,游人以饵投掷则争相来食,旋转翻腾水波荡漾,故观者恒络绎不绝。凡初抵会城者,无不先睹为快。盖池鱼向禁捕捉专供游观,故鱼类生生不已,池为之满。又博物馆中亦导水成池,畜鱼其中,鱼类虽众,惟不及放生池中之多。此外各莲田堰塘中皆有鱼类栖息其间,特听其自然生长。井未山人工畜养,故为数无几且未加保护,任人自由钓取,尤不易繁殖。”[2]放生池与博物馆之鱼为人欣赏,民众亦将鱼放生其中,观赏者络绎不绝,可见以鱼为主的娱乐休闲甚为发达与名声远扬。莲田与井未山等地之鱼,一处由自然生长,一处自由钓取,生存状况亦是差异显著,同时突显出涉鱼活动的盛况。

《昆明市志》载:“三尾鱼,形状奇离,色备金白黑花各种,人家恒畜之缸中以供观玩。”[2]《宣威县志稿》载:“龙河常年水清,彼方人间有垂钓、持叉而打或抛鱼雷以炸之者,事出偶然。”[5]《宜良县志》载:“鱼形似鲫大仅数寸,鳞甲带尾皆赤色,游泳水中极可观玩。”[19]诸如此类记载,观赏鱼类有金鱼、鲤、三尾鱼等,有畜养、垂钓、放生、喂食等方式,尚有鱼疗、驯水族表演等,内容与形式颇为丰富,皆使人心旷神怡,得此心灵慰藉。鱼与人皆以水为生,在生命形态中有自然本体之联系。人多受世间纷扰,多有陷入迷途,当被蒙蔽本心之时,亲近自然,感悟生命之律动,可得一丝慰藉。在赏、钓之中,全心浸入而忘却其他,唯有心之互动,这是道心之显现。修身养性于静钓中,咬钩而上,所获喜悦皆是自身之妙处。在赏鱼、放生、静钓之中,人与纯净之大自然亲密贴合,有体察本心、天人合一与悟道之感。人在生存发展中所遇诸多艰难困苦,皆需自求解脱与救赎,而鱼却是异常契合人生本原之气,在与鱼的互动之中感悟人生的智慧。

3.5 艺术文化

渔文化中的艺术文化,是以渔业活动中关于渔业、渔户、鱼等的诗词歌赋、画作及谚语故事等文艺作品。云南渔文化中的艺术文化集中体现在渔歌、渔翁上,许多文人雅士将渔业活动或赋诗,或赋词。如《师宗州·记·打鱼歌》:“……人捕鱼争先登,家家结网学渔子……鱼鹰下……。”[23]《石屏州志·记·白浪渔歌,前题》:“浅水芦花日扣舷,数声欸乃鹧鸪天。清商缭绕浮云外,短笛徒容落照边。……几回湖上风波险,拍手沧浪坐钓船。凌风鼓棹趁春游,直上蓬莱第一洲。山色翠杂湖外树,波光凉浸日边楼。……登眺顿忘归思晚,渔歌听落海天秋。”[24]渔歌将打鱼活动描绘得栩栩如生,使本就风采卓丽的生态更加神奇与绝妙。将渔人与所唱歌调、鱼鹰等本平淡寻常活动化腐朽为神奇,造就一幅靓丽之风景图。

《广南府志·记·诗歌楠溪尽艇》:“楠溪一水碧如油,俯瞰闻看小艇游。脱履朝牵青雀舫,插篙夜傍白苹州。人依雁骛争眠食,客借鱼虾供膳差。三五连樯灯数点,渔歌野调起船头。”[25]《马关县志·记·咏江上渔翁.李炳文》诗曰:“烟水苍茫万古流,芦花潭里放轻舟。朝浮一叶山川静,晚唱数声天地幽。……风尘劳攘人多少,不若渔翁一钓竿。”[26]《浪穹县志略·记·登徵碧楼》:“洱海寻源第一洲,渔唱菱歌接鹭鸥。日长恰得簿书静,览胜远登徵碧楼。”[16]诗词歌赋皆是文化的重要标志,优秀诗词歌赋能传承千年而不朽,诗词亦将渔业相关活动以文字形式流传后世。从湖泊浪险,渔翁艺高拼搏到日出日落,江河湖面生机盎然,渔翁艰辛劳作。登高远眺,赏锦绣山河,闻渔歌浩渺之风,景图迎面扑来。

4 结语

云南渔文化具有历史性与现代性的特征,中华民族由各个民族组成,云南渔文化蕴含民族的自我历史源流、自我认同等特殊含义。进一步发掘与把握渔文化资源与艺术价值,结合时代之需求,在当今之乡村振兴中,将休闲娱乐的渔业、涉渔旅游等改造创新,推动乡村发展进步。在实践中,既展现民族特色的渔文化、民族独特风韵,使民族文化更大发挥内在价值,也将文化应用于经济中,推动乡村振兴。繁荣渔文化,提升水产业之能级,将水产附加值充分释放,推动渔业转型,更好地诠释民族文化,丰富人们的精神文化,也是“中国梦”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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