裁判要旨

发包方与承揽人形成合法承揽合同关系，不适用违法转包、分包情形下的工伤保险责任规定，雇工受伤不构成工伤。

争议焦点

1. 天山公司与王七之间是否构成违法发包关系？

2. 朱九受伤是否属于工伤？

3. 天山公司是否应承担工伤保险责任？

裁判意见

最高法院认为，天山公司与王七之间的合同属于承揽合同关系，而非建设工程合同关系，且天山公司无证据证明其存在违法发包行为。因此，天山公司与工伤认定无直接关联，不适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关于执行〈工伤保险条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七条规定，由天山公司承担工伤保险责任缺乏法律依据。人社局的工伤认定错误，市政府行政复议撤销该决定合法。

典型意义

本案厘清了承揽合同与违法发包的区别，明确了合法承揽关系中发包方不承担工伤保险责任的法律适用规则，对类似的劳动争议具有指导意义。

本案核心在于天山公司是否构成违法发包，是否应承担工伤保险责任。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关于执行〈工伤保险条例〉若干问题的意见》，只有在违法转包、分包的情况下，承包单位才需承担用工主体责任。而本案中，天山公司与王七签订的是合法的承揽合同，不涉及违法发包情形，因此不适用上述规定。最高法院的裁定严格遵循了法律条文的适用范围，避免了扩大解释，维护了法律的严肃性和规范性。

法律评析

本案核心争议的本质，是民事合同关系定性与行政工伤责任认定的法律衔接问题。最高法院的裁判逻辑，本质是通过精准界定合同性质，锚定责任主体的法律边界，进而否定行政机关对工伤责任的错误归属，其背后折射出三大层面的法律适用逻辑。

一、合同性质界定：从“形似”到“神合”的核心区分

承揽合同与建设工程合同虽均涉及“完成工作并交付成果”，但法律对二者的规制逻辑截然不同，这种差异直接决定了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结构，尤其是责任风险的分配规则。

（一）核心区分：从“自主”到“从属”的法律关系本质

承揽合同：平等主体的“成果导向型”合作

其核心是“承揽人自主完成工作、定作人接受成果”，法律关系中双方地位完全平等。承揽人（王七）可自行决定工作方法、组织人员，甚至将辅助工作交由第三人完成（除非合同禁止），定作人（天山公司）仅有权对“成果是否符合约定”进行验收，无权干预具体工作过程。这种“自主管理、自担风险”的属性，决定了承揽人在工作中因自身或其雇员遭受损害，风险应自行承担，与定作人无直接关联。

建设工程合同：从属关系的“过程管控型”合作

其本质是“承包人按发包人要求完成工程建设”，法律对承包人资质有强制性要求（如建筑企业需具备相应等级资质），且发包人对工程进度、质量、安全有法定监督管理权——可直接介入施工过程，要求承包人整改、更换人员，甚至暂停施工。这种“管控与被管控”的从属关系，使得法律将工程中的风险（包括工伤）部分转移给发包人，尤其是在“违法发包”（如发包给无资质主体）时，直接推定发包人对工伤承担责任，这是基于对劳动者的倾斜保护，避免发包人通过违法发包转嫁风险。

（二）本案定性关键：天山公司无“管控权”即无“发包责”

最高法院认定为承揽合同，核心依据必然是“天山公司未对王七的工作过程进行管理”——既未要求王七具备特定资质，也未干预其工作方式、人员安排，仅约定“完成特定工作成果”（如设备安装、局部修缮等非工程性任务）。这一认定直接否定了“建设工程合同下的发包关系”，使得天山公司从“可能的责任主体”变为“无关第三方”。

二、工伤责任归属：法定要件的“双重门槛”缺一不可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关于执行〈工伤保险条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七条（以下简称“第七条”），是实践中认定发包人承担工伤责任的核心依据，但该条款的适用存在“双重法定门槛”，缺一即丧失适用基础。

（一）门槛一：基础法律关系需为“建设工程发包”

第七条的适用前提是“发包人与承包人之间存在建设工程合同关系”，即发包人将“工程建设”任务发包给承包人。若双方并非建设工程关系（如本案的承揽关系），则不存在“发包”与“承包”的法律语境，条款的适用前提即不成立。

本案中，因合同被定性为承揽，天山公司的身份是“定作人”而非“发包人”，王七是“承揽人”而非“承包人”，二者之间不存在“建设工程发包”的法律关系，第七条的“适用土壤”已不存在。

（二）门槛二：需存在“违法发包”的事实行为

即便存在建设工程发包关系，第七条仍要求“发包人存在违法发包行为”——核心是“发包给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组织或自然人”（如无建筑资质的个体、无营业执照的施工队）。法律之所以将工伤责任判给违法发包人，是因为发包人明知对方无资质仍发包，主观上存在过错，且通过违法发包降低了成本，理应对劳动者的工伤承担“替代责任”，这是一种“过错推定+利益平衡”的立法考量。

本案中，最高法院明确“天山公司无证据证明其存在违法发包行为”，但更深层的逻辑是：即便假设存在“违法”，因基础关系是承揽而非建设工程，“违法发包”的定性也无从谈起。人社局的错误恰恰在于，未先审查“建设工程发包关系”这一前提，直接以“王七在为天山公司工作时受伤”为由，套用第七条认定责任，属于“法律关系定性错误导致的法律适用错误”。

三、行政行为合法性：事实与法律的“双重校验”

行政机关（人社局、市政府）的行政行为是否合法，核心判断标准是“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法律适用准确”。本案中人社局与市政府的处理结果差异，本质是对“事实定性”和“法律适用”的校验深度不同。

（一）人社局的错误：跳过“合同定性”直接归责

人社局在工伤认定中，未对天山公司与王七的合同性质进行实质审查，仅以“王七为天山公司提供劳动并受伤”这一表面事实，直接适用第七条认定天山公司承担责任。其逻辑漏洞在于：

1. 混淆了“为他人提供劳动”与“建设工程承包”的关系——承揽关系中也存在“提供劳动”，但与建设工程的“劳动”性质完全不同；

2. 未审查“违法发包”的核心要件，将“无违法证据”的天山公司直接纳入责任主体，违背了“法定责任需以法定要件为基础”的行政原则。

（二）市政府复议的合法性：回归“定性-要件”的正确逻辑

市政府撤销人社局的决定，本质是回归了“先定性合同关系，再审查责任要件”的正确法律逻辑：

1. 先确认合同为承揽而非建设工程，否定“发包关系”的存在；

2. 再审查“违法发包”要件，因无证据且基础关系不成立，认定第七条不适用；

3. 最终得出“天山公司与工伤认定无直接关联”的结论，符合“行政行为需紧扣法律要件”的合法性要求。

四、裁判背后的法理价值：避免“责任泛化”与“利益失衡”

最高法院的裁判并非单纯的法律条文适用，更体现了对“民事主体意思自治”与“劳动者倾斜保护”的平衡：

若随意将承揽关系中的工伤责任判给定作人，会打破承揽合同“自主风险”的核心规则，导致定作人责任泛化，违背民法“平等主体、自担风险”的基本原则；

若仅因“劳动者受伤”就强行适用建设工程领域的工伤责任条款，会架空“合同性质界定”的法律意义，也会让无过错的定作人承担不必要的责任，造成利益失衡。

简言之，本案的核心启示是：工伤责任的归属，必须以准确的民事合同定性为前提，以法定的责任要件为依据，行政机关与司法机关均不可脱离法律关系本质，进行“一刀切”的责任认定。

案件索引

（2023）最高法行申×××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