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淡水鱼类中，鲤鱼的“地位”会让人觉得很尴尬。

首先，我国淡水鱼养殖史上，鲤鱼是最早被人工养殖的；其次，在整个“鱼文化”中，鲤鱼的文化内涵也是最为丰富的；最后，从产量上来看，鲤鱼的总产量也能排到第三名。

但“四大家鱼”排行榜上并没有鲤鱼的位置。

“四大家鱼”这个称号来自何时、何地，现在已经不好考证了，但我们在回顾鲤鱼的养殖史、文化史的时候，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

从大的时间尺度上看，鲤鱼的养殖史可谓是一波三折，先从无到有，再由盛及衰，最后是平稳发展到至今。而鲤鱼的文化史则是一路高歌长盛不衰。并且鲤鱼养殖史最后一阶段的“平稳发展”全靠“鲤鱼文化”的拉动。

鲤鱼在历史的长河中经历了什么，又给现代农业的发展带来什么样的启示呢？今天大乡就带大家了解一下鲤鱼养殖的“前世今生”。

古代淡水鱼类的养殖史概览

对于淡水鱼类的养殖史我们大致可以划分这样几个阶段：自然捕获——人工蓄养——人工养殖——人工增养殖。

从自然捕获到人工蓄养的过程，就是人口增长跟食物紧缺之间的矛盾解决的过程。在自然捕获阶段，人们从大自然中捕获的鱼类就已经满足生存的需要，但人口增长或环境突然恶化，人们自然捕获的数量不足以维持人们的需要的时候，人为的、有目的的蓄养就出现了。

这时候的蓄养就是很简单地暂养，对技术要求不高。在此阶段，人们就会发现一些鱼类容易蓄养，成活率高，且能自己繁殖后代，进而有意识地积累这类鱼的养殖技术，为下一阶段的目标化、程序化、科学化的人工养殖打下基础。

在人工养殖阶段，虽能靠鱼类的自繁自养或从自然界中捕获育苗来扩大规模，但有目的繁育后代的技术还未掌握，在经历了漫长的过程才会过渡到“人工增养殖阶段”。

通过这段简单的淡水鱼养殖发展史会发现，早期适合人工蓄养、人工养殖的鱼类中，对鱼的品种要求特别高，而鲤鱼就是不二之选。

为什么是鲤鱼？

鲤鱼是杂食性鱼类，小型水生动植物都可以作为它的饵料，分布在中下水域中。鲤鱼的适应性强决定了人工蓄养的成功率高，进而在人工蓄养阶段获得更多的关注。

鲤鱼无论在平静的水中还是流水之中都可以产卵，并且鲤鱼卵有一定的黏性，可以轻松的粘附在水草上，自繁自养的成功率较高。其他鱼类需要从自然水域中捕获鱼苗，在养殖规模的扩大上鲤鱼有很大的优势，这样在人工养殖这个阶段，鲤鱼又胜一筹。

我国最早的鱼类养殖技术著作——《范蠡养鱼经》中，所养的鱼就是鲤鱼，可见先秦时代就已经有完善的鲤鱼养殖模式了。

鲤鱼较早地、频繁地出现在人们生产、生活中，所以在文化积累上也占据了得天独厚的优势。

鲤鱼文化

鲤鱼在古代鱼文化中的排位一直是第一位的，例如《尔雅》及《本草纲目》等著作中，“鱼”部都是将鲤鱼排在首位的。

春秋时期，孔子生了一个儿子，鲁昭公闻讯后送给他一条鲤鱼，以示庆贺，孔子便将自己的儿子取名为“孔鲤”，可见当时鲤鱼被视为一种吉祥之物。

鲤鱼文化中唯“鲤鱼跳龙门”最广为传颂。因为鲤鱼在繁殖期会逆水腾空而起，人们以此现象演绎出了“鲤鱼化龙”的传说：跳过龙门就成了龙，跳不过去就被点一下额头，再返回来。

例如李白在他的《赠崔侍御》中写道：

黄河三尺鲤，

本在孟津居。

点额不成龙，

归来伴凡鱼。

至唐朝，鲤鱼文化在人们心目中的位置达到了顶峰，鲤鱼在唐朝极受重视主要原因有二。

原因之一：唐朝是李氏的天下，而“鲤”同“李”谐音，因此鲤鱼被视为祥瑞之物，例如唐代的《大业杂记》中记载：

“西北通济渠忽有大鱼，似鲤有角，从清泠水入通济渠，亦唐兴之兆也。 ”

于是唐朝就有了“尊鲤”文化，唐玄宗曾两次下诏禁止捕杀鲤鱼，为了避讳“鲤”音，将鲤鱼尊称为“赤鯶公”。

唐代笔记小说集《酉阳杂俎》也有记载：

“国朝律，取得鲤鱼即宜放，仍不得吃，号赤鯶公，卖者仗六十，言鲤即李也。 ”

原因之二：李唐王朝在统治中原前为鲜卑族后裔，为得到汉族人的支持，尊奉道教的李耳为太上老君，并随“李”姓。而道教中“琴高骑鲤”和“子英骑鲤”等“乘鲤升仙”的故事为人熟知，所以将鲤鱼列为“圣物”加以敬颂。

在唐代，鲤鱼不准捕杀、买卖，造成人工养殖鲤鱼的数量大大减少。如此，鲤鱼不再是作为食物而养殖的“家鱼”，而成了人人敬颂的“文化符号”，这也是鲤鱼不在“四大家鱼”之列的主要原因。

启示录

鲤鱼养殖在唐朝虽然一度进入“冰河时代”，但“鲤鱼文化”却借着“大唐盛世”进入了一路高歌的发展期。

直到如今，受鲤鱼文化的影响，北方仍旧是主要的鲤鱼养殖区和消费区，并且大多消费在传统文化氛围浓厚的“红白喜事”等各种宴席上。南方地区受鲤鱼文化影响较弱，且有更多品种的淡水鱼选择，目前南方地区鲜有养殖和食用鲤鱼的习惯。

在农业产品领域中，鲤鱼或许只是一个另类，但也让我们见识了亚文化对农产品的塑造力有多么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