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禁渔10年，估计仅能恢复3成，闸坝依然是“不治之症”？

毫无疑问，长江的十年禁渔已成为当前国内渔业的风向标，越来越多的大江大河开始加大禁渔力度、扩大禁渔区的范围。专家们预测，十年禁渔结束后（2030年），长江鱼类的繁殖规模将恢复到上世纪60年代的3成左右，这对于挽救濒临崩溃的长江生态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长江流域的传统捕捞业

禁渔十年，资源量才恢复到原来的三成，可能很多人都对这一结论都持怀疑态度。事实上，专家们得出这样的结论也是有一定根据的——禁渔解决的只是酷渔滥捕的问题，而酷渔滥捕只是长江生态逐渐恶化的其中一个因素。

中科院水生所的研究人员指出，从长江生物多样性危机的成因来看，闸坝的修建占70%左右，过度捕捞等其他因素最多只占30%。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闸坝才是长江生态的“最大杀手”——纵向来看，长江的渔业产量从1954年的43万吨逐渐下降到了80年代的20万吨，2011年下降到8万吨，2019年更是下降到了4.6万吨的历史最低水平（仅占历史最高产量的10.7%）。

长江干流渔获产量

那么问题来了，闸坝的修建为什么会对鱼类资源产生如此大的杀伤力？这里就以四大家鱼的繁殖为例做简单说明。

资料显示，鄱阳湖、洞庭湖等淡水湖的饵料丰富程度是长江干流的7倍左右，能够容纳下更多的水生生物，渔业承载力更高。这些淡水湖恰好是四大家鱼生长肥育的场所，等到性腺发育成熟后，亲鱼才会成群转移到长江干流，进行洄游繁殖。

洞庭湖湿地

然而，闸坝的修建切断了江河与湖泊之间的联系，使得亲鱼的自然繁殖无法顺利完成，这是长江中四大家鱼资源持续衰退的主要原因。

另外，长江上游的水坝拦江蓄水，会导致下游水位下降，湿地面积逐渐萎缩，这一点在洞庭湖、鄱阳湖表现得尤为明显。湿地面积减少会直接导致水生生物的栖息地和产卵场丧失，届时，受到影响的就不仅仅是四大家鱼了，鲤鱼、鲫鱼等经济鱼种以及胭脂鱼、铜鱼等土著鱼种也同样会受到牵连。

三峡大坝

由此看来，禁渔十年确实无法解决所有的“生态病”，闸坝依然是长江鱼类的一个“硬伤”。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的专家建议：在长江全面禁渔的同时，有必要实施配套的生态修复措施，从而全面恢复被破坏的生物资源。

所谓“配套的生态修复措施”，主要是指灵活调控闸坝、修复产卵场以及增殖放流等辅助手段，这些领域还有很大的改善空间。

事实上，阻隔江湖的水闸并非“不治之症”，通过季节性的开闸放水，江河和湖泊之间的连通性就可以部分恢复。比如在每年的春夏之交，湖泊中的四大家鱼会集中进入繁殖期，其中5~6月是产卵高峰期，此时如果能适当开闸、打通江湖联系将大大有利于洄游性鱼类的自然繁殖。

在兼顾工农业用水需求和鱼类自然繁殖的情况下，做到季节性开放闸口，这一点还有很大的改进空间。如果在长江禁渔期间能够对此加强评估和论证，就很有可能会给洄游性鱼类带来新的希望。

说完了水闸，再说说水坝。在长江中修建水坝的初衷是为了灌溉、防洪、发电，但是相伴而来的还有一些负面的生态问题。

在每年秋季，长江上游水坝拦江蓄水，中下游水位持续走低，湖泊湿地逐渐萎缩，大片水草消失；而在春季，水坝放水过快导致下游水位暴涨，水生植物的生长萌芽跟不上水位的升高速度，这也同样不利于水生植被的形成（浅滩只有保持在没过状态才能形成大面积的水草区，因此泄洪流量的把控极为重要）。

附着在水生植被上的鱼卵

理论上，长江中的大多数水库都可以联合起来施行生态调度，从而满足中下游的生态需水。通过控制蓄水和放水的节奏，不仅可以制造出人造洪峰为洄游性鱼类的繁殖助力，同时也有利于为水生植被的生长，创造出更多的鱼类栖息地。

根据三峡调度的相关规定，每年6月10日三峡库区的水位需要降低到防洪限制水位，也就是145米。在每年的5月~6月上旬，三峡水库中有足够多的调节库容，这一时间段恰好对应四大家鱼的繁殖期——只要合理控制泄洪流量和时间，完全可以大幅度提高四大家鱼的繁殖规模。

三峡泄洪

让人深感振奋的是，我国也正是这样做的。在2011年6月初，三峡水库连续6天增加了下泄流量，平均每天的出库流量在原先的基础上增加了2000立方/秒，主要目的就是为了促进下游四大家鱼的产卵繁殖——这是三峡大坝的第一次生态调度，也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次伟大尝试。

总之，水闸和水坝并不是“不治之症”，只要灵活调度，合理控制开闸的时机，长江生态就有机会迎来更加良性的转变。

最后，除了在水闸和水坝的管理上做灵活调整之外，还有必要对长江鱼类的繁殖场做进一步的调查。这是因为水坝的修建导致下游的水温、水量参数发生了显著改变，不仅会直接影响到鱼类的性腺发育，还会使产卵场的位置发生推移。

商业采砂

只有摸清了鱼类产卵场的位置，在今后的航道建设和商业采砂项目中才能有效避免对鱼类栖息地造成破坏，在制定保护政策、划定保护区时才能更有针对性。